马戛尔尼使团成员、画家威廉·亚历山大绘制的北京城门
针对英国人增开通商口岸的要求，清政府坚持广州一口通商的禁令，并加强了对广州外国商人的管束。1759年即洪任辉北上天津事发当年，两广总督李侍尧颁布《防范外夷规条》，规定禁止外国商人在广州过冬；外国商人在广州必须住在政府指定的行商的商馆中，由行商负责管束稽查；中国人不得向外国商人借款或受雇于外商；中国人不得代外商打听商业行情；外国商船停泊处，派兵弹压稽查。事态的演变，与英国人的期望大相径庭，失望之余，他们决意寻找机会，再作努力。
1787年，英国政府曾派遣喀塞卡特出使中国，但他在途中病死，没能到达中国。1792年，由东印度公司资助，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以向乾隆帝补祝80寿辰为名，派遣马戛尔尼勋爵率团赴华。马戛尔尼是一位资深外交官，曾先后出任英国驻俄公使、爱尔兰事务大臣、西印度石榴岛和托贝哥岛总督、印度马德 拉斯总督和孟加拉总督。
使团的组成煞费苦心，最后挑选了包括军事、测量、绘图、航海等各方面的专家及卫士、仆役等在内的百余人。在寻找中文翻译时，碰到了难题。当时在英国找不到一个懂中文的人，到广州后再找，也不合适，因为即使少数广州本地人懂得一些英文，但他们的外文知识只能为外国商人翻译一些商业买卖的对话，况且他们讲的粤语在北京也很少有人能听懂。
几经周折，总算打听到在欧洲大陆意大利的神学院里，有几个来自中国的学生。这座神学院是由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马国贤创办的，他早年曾来华传教，并一度担任康熙帝的宫廷画师。后因清廷限制外国在华传教士的活动，返回意大利，并于1732年在那不勒斯创办了“中国学院”，旨在培养中国籍的神甫，继续在华传教。
受马戛尔尼指派的使团秘书，顶风冒险，翻越阿尔卑斯山脉，直接来到那不勒斯的中国学院。总算如愿以偿，找到了两位合适的中文翻译。他们是跟随外国传教士悄悄从中国来到意大利学神学的，已经学成正准备回国。有趣的是，他们能讲意大利语和拉丁语，却不懂英语，好在马戛尔尼和使团的不少人粗通意大利语和拉丁语，彼此能够沟通。既然再无合适的人选，使团秘书就带了这两位中国人返回英国，与使团会合。
使团的船队，引人注目。马戛尔尼及使团主要成员乘坐的“狮子”号，是当时英国海军的主力战舰，配备有64门大炮，以此来华，其用意无非是要借此炫耀英国的军力。随行的还有“印度斯坦”号和“豺狼”号，分别装载使团随员、礼品和给养。其中的礼品，有天体运行仪、望远镜、地球仪、座钟、八音匣、玻璃镶 金彩灯、羊毛挂毯和地毯、金色马鞍和马车，还有毛瑟枪、连珠枪、利剑、铜炮、 榴弹炮及装备有110门大炮的英国军舰模型。
置办这些礼品的详细账目，现仍保存在大英图书馆。查阅这些账目，可知所有礼品都是向实力雄厚的厂商定做，共花费了15610英镑。乾隆帝以“赏赐”的名义回赠的礼品也相当丰厚，共计有130多种、3000余件，包括珐琅器、玉器、瓷器、丝织品、漆器、御笔书画、 葫芦器、竹器、纸张、墨、扇子、香袋、香饼、食品等。其中食品有普洱茶、六安茶、武夷茶、茶膏、柿霜、哈密瓜干、香瓜干、藕粉、莲子等，这些回赠的礼品，作为英国皇室的收藏，有的保存至今。
使团动身前，为避免误会，英国政府特意派人在广州向两广总督正式递交文书，申明向乾隆帝补祝寿辰的来意，表示“贵国皇帝庆祝八十万寿的时候，本来准备着英国住广州的臣民推派代表前往北京奉申祝敬，但据说该代表等未能如期派出，（英王）陛下感到十分遗憾”，并说此次派出的“特使将携带英王陛下赠送贵国皇帝的一些礼物，这些物品体积过大，机器灵巧，从广州长途跋涉至北京，恐怕路上招致损伤，因此他将乘坐英王陛下特派的船只，直接航至距离皇帝所在地最近的天津港口上岸”，请求准许并提供帮助。
1792年9月26日，马戛尔尼使团从英国朴次茅斯港启航。经过9个多月的航行，于1793年6月到达中国的澳门。稍作休整，于6月20日驶离澳门前往天津。8月4日，驶抵天津。清政府事先已得到使团来华的禀告，乾隆帝对英国人谦敬有礼十分高兴，吩咐沿途官员“妥为照料，不可过于简略，致为外人所轻”。有此圣旨，这些官员自然不敢怠慢。
当使团刚在塘沽海口锚泊，当地官员就带领７艘大号驳船送来丰盛的各类食品，其中包括20头牛、 120头猪、100只鸡、100只鸭、160袋面粉、160袋大米、14箱馒头、10箱茶叶、1箱小米、10箱白米、10箱蜡烛、1000个西瓜、3000个甜瓜、22箱桃干、32箱蜜饯、22箱干果、 22箱酱瓜、22箱咸菜、40篮冬瓜、1000个南瓜、40捆新鲜蔬菜、20担豌 豆、3篓陶器。
面对如此丰盛的馈赠，马戛尔尼惊呼：“供给之周至如此，而礼貌又优渥异常，恐世界各国之优待他国使臣者，多不能与此东方帝国比也。”他们也没有想到，此后根本不用开口，大量免费供应的物资便源源不断地送来。马戛尔尼记述：“插在我们船上的旗帜，上面书写着‘英吉利贡使’字样，我没有抱怨，只是等着适当时机的来临。”
从天津到北京，“一路供给之物，如酒肴蔬果之属，无不穷极奢侈，伺候之人亦能殷勤逾恒。”途中，使团成员有一次偶然表示要买一件物品，负责接待的官员立刻就去买来奉上，并无论如何不肯收钱，说是一切费用都记在皇帝的账上了。如此慷慨殷勤，连马戛尔尼也觉察到其背后有花样，认为这些官员欺上瞒下，从中大饱了私囊。使团成员巴罗记述：
“
在北京时，一个传教士告诉过我，《京报》登过一篇文章，宣扬皇帝对英国使团是如何的慷慨大方。他下旨说，使团驻扎北京和热河期间，每天开支不得少于1500两银子。这位传教士同时断言，朝廷的高官，以及那些有幸被指派了接待外国使节的其他官员，认为这是皇帝赐给他们的最上等的美差。朝廷的拨款扣除实际开支，等于一笔不小的横财。
”
到了北京后，马戛尔尼率使团的一些主要成员，又赶往数百里外的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乾隆帝。避暑山庄，又名热河行宫，俗称离宫，是清朝康熙、乾隆、嘉庆皇帝避暑和从事政治活动的场所。其规模宏大，依地势起伏蜿蜒而建的宫墙，周长近10千米。山庄总面积5.64平方千米，约为北京颐和园的2倍、北海的8倍，稍大于圆明园（包括万春园、长春园）的面积。
山庄外面还有附属的寺庙群，共占地0.44平方千米。山庄内按照使用功能的不同，总体布局可分为宫殿区和苑景区（包括湖区、平原区、山区）两大部分。其中建有殿、阁、楼、台、轩、斋、亭、榭、寺、观、庵、庙等建筑多达100余组处。它的兴建，经历了自康熙四十一年（1702）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长达90年的岁月。
山庄外特色各异的九座寺庙，都面向山庄，并以山庄为轴心，在东面和北面整齐排列，形成一种类似百川归海、众星拱月的态势，象征边疆少数民族对清中央政府的向心力，也象征着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强盛。
9月8日，使团抵达承德，由乾隆帝指定的和珅出面接待。他给马戛尔尼的印象是，年龄约在40岁至45岁之间，“容貌端重，长于语言，谈吐隽快纯熟”。围绕着觐见时的礼仪，双方产生分歧和争执。
清代礼仪继承的是儒家文化传统，维持纲常伦理的等级关系。“天子”是至高无上的，中国为世界中央之国。其他各国，包括已经知道的远隔重洋的西方国家，均被视为“蛮夷”或“边裔之国”。自然认为行三跪九叩之礼理所当然。
据当时的记述，165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使臣在北京觐见顺治帝时，遵照“中国礼仪”行了三跪九叩之礼。与他同时在北京的俄国使团，则“连皇宫都未能进去，就必须离开北京了。有人说他不愿按照这个国家的律令，在皇帝的圣旨前下跪、叩头，所以他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
1670年，葡萄牙国王派出的使臣拜见康熙帝时，也是采用中国礼仪，并于同年7月30日“率全体随员前往礼部习礼，常常教来使磕头礼，需下跪三次，将嘴贴近地面，以帽沿触地”。
马戛尔尼则要求行单膝跪地礼。彼此争执不下，原定9月10日的觐见取消。乾隆帝甚至命令将英国人送回北京，由王大臣接见颁赏后，打发回国。
马戛尔尼见势不妙，害怕一事无成，空手而归，赶忙求见和珅，表示愿遵清朝礼仪，行跪拜礼，事情方有转机。后经磋商，双方互有让步。据清宫档案记载，9月14日，为庆贺即将到来的乾隆帝的83岁寿辰，在避暑山庄草木葱郁的万树 园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招待各方来宾。
马戛尔尼也应邀出席，并有机会与乾隆帝交谈。在马戛尔尼的笔下，当时气氛友好：
“
皇帝与吾闲谈。问：你们英吉利国国王今年几岁了？余据实告之。皇帝曰：朕今年八十三岁了，望你们国王同我一样长寿。言时，意颇自得，气概尊严若有神圣不可侵犯之状，然眉宇间仍流露其蔼然可亲之本色。余静观其人，实一老成长者，形状与吾英老年绅士相若，精神亦颇壮健，八十老翁望之犹如六十许人也。
”
9月17日，是乾隆帝83岁生日。他在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接受了王公大臣及英、缅使臣的祝贺，马戛尔尼依仪行了三跪九叩礼。可能是怕政府怪罪，他回国后对此讳莫如深，只说自己行了单膝跪地礼。以致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在清宫档案和当时的私人著述以及英国使团成员的回忆录中，都反映马戛尔尼行了三跪九叩礼。
9月26日，马戛尔尼回到北京，清政府以为祝寿已毕，英国人可以打道回府了。马戛尔尼却不这样认为，因为他此行的真正目的还没有达到。他不敢再耽搁，赶紧向清政府提出了六项要求：
一、请中国允许英国商船在舟山、宁波、天津等处登岸贸易。
二、请中国按照从前俄罗斯商人在中国通商之例，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货栈，买卖货物。
三、请于舟山附近划一未经设防之小岛给英国人使用，以便英国商船到彼停泊，存放货物，且可居住商人。
四、请于广州附近得到上述同样的权利，且任英国人自由往来，不再禁止。
五、凡英国货物，经由澳门运往广州者，请优待免税或从宽减税。
六、英国船货按照中国所定之税率交税，不额外加征，并将所定税率公布，以便遵行。
乾隆帝闻讯，对英国公然提出在中国占地通商等一系列要求大为震怒，严词回复，一概拒绝，并命令侍郎松筠等人于10月7日护送英国使团出京，沿京杭大运河南下。历时两个多月，马戛尔尼一行途经直隶、山东、江苏、浙江、江西和广东，于1794年1月10日从广州乘船回国，9月5日返抵伦敦。
英国人此行虽未如愿，但也并非一无所得。在华期间，他们仔细观察了各地驻防的清军及其武器装备，很是蔑视，暗嘲“此辈宽衣大袖之兵，既未受过军事教育，而所用军器又不过刀、枪、弓、矢之属，一旦不幸，洋兵长驱而来，此辈果能抵抗与否？”约半个世纪后，清军在鸦片战争中的表现被他不幸而言中。
途经浙江时，他们设法获得了一些优质茶树苗，后来交由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试种。数十年后，这些在印度出产的茶叶已运销英国，并逐渐在国际市场上成为中国茶叶的有力竞销者。
反观中国，并没有从这次交往中引起警觉，依然沉湎于“天朝上国”的自我陶醉中。在承德时，马戛尔尼曾遇见清军重要将领福康安，为套近乎，主动介绍自己带来的卫士能演练欧洲新式武器，如有兴趣，可让他们当场演示。未料福康安反应十分冷淡，称：“看亦可，不看亦可。”末了还补上一句：“这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么希罕。”
在参观英国礼品时，乾隆帝曾对一个有110门炮位的名为“君王”号的战舰模型有兴趣，并询问了有关战舰制造等问题，又观看了火炮的试射表演，但最后对英国武器的杀伤力表示反感，认为它与仁慈的原则不能调和。此后，这些作为礼品的英国兵器被弃置一旁。
1860年英法联军闯进圆明园，在一间马车房，“劫掠的士兵在那里无意中发现”有2门12磅英国榴弹炮和数箱弹药，“全是马戛尔尼代英王乔治三世送给咸丰帝的曾祖父乾隆的礼物，这些礼物原封不动”。
目击者感叹：
“
说也奇怪，他们拥有这些大炮，却从未做出任何努力改进他们自己的野战炮车。
”
乾隆帝对英国占地通商等要求的拒绝，固然有维护国家主权的考虑，也与他昧于世界形势，对中外之间的力量对比盲目乐观不无关系。自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和统一台湾始，清朝的统治进入鼎盛期，历经康雍乾三代，前后持续百余年，史称“康乾盛世”。其间，外无强敌入侵，内无大的战乱，经济增长，国库充盈，虽在乾隆后期渐显颓势，但乾隆帝仍视而不见，沾沾自喜。
他交马戛尔尼带给英国国王回信中的一段话，颇能反映其志满意得的虚骄心态：
“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
”
殊不知，当中国渐走下坡路时，英、法、美等国家正在迅速崛起。英国从18世纪60年代起开始进行工业革命，用机器工业逐渐代替工场手工业。在18世纪末，已经有了使用蒸汽机的新式纺织工厂。随后蒸汽机又应用到其他工业生产部门。进入19世纪后，英国的工业发展更快，开辟新的商品市场也就成 了英国资本家的强烈欲望。
紧随英国的是法国。178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为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从19世纪20年代起，以机械代替人力、畜力的工业革命在国内全面展开。
美国资产阶级是在1776年独立战争后掌握政权的。1814年，美国出现第一家机器棉纺织厂。此后，蒸汽机被广泛应用。美国的工业产量，在世界上仅次于英法，位居第三。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寻求更大的海外市场，成为欧美资产阶级的急切要求。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又处于相对封闭状态的中国，成为它们觊觎的主要目标。18世纪中叶，英国对华贸易的总值，已超过欧洲其他国家对华贸易值的总和，占63.3%。以后又持续上升，18世纪末，攀升至约90%。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每年抵达广州的英国商船常有数十艘。面对广袤的中国市场，英国人极欲打破广州一口通商的限制，一有机会就蠢蠢欲动，正可谓“树欲静而风不止”。
《晚清史》
戴鞍钢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晚清百年，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内在变革要求与外来力量相遇，中华帝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痛苦转型，艰难地踏上近代民族国家之路。作者戴鞍钢教授长期从事晚清史的教学和研究，以史家之笔将这段纷繁复杂的历史呈现在我们面前，使读者能对晚清史有一基本了解；本书吸纳了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为历史提供了丰富生动的细节。
作者简介
戴鞍钢，1955年生，上海青浦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晚清史、社会经济史的教学和研究。著有《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1843—1937）》《大变局下的民生》《发展与落差：近代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进程比较研究》等，合著《中华文明史》《中国历史人文地理》《中国政治通史》《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等，主编《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等。
来源：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观号作者：书香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