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戛尔尼使团成员、画家威廉·亚历山大绘制的北京城门
针对英国人增开通商口岸的要求,清政府坚持广州一口通商的禁令,并加强了对广州外国商人的管束。1759年即洪任辉北上天津事发当年,两广总督李侍尧颁布《防范外夷规条》,规定禁止外国商人在广州过冬;外国商人在广州必须住在政府指定的行商的商馆中,由行商负责管束稽查;中国人不得向外国商人借款或受雇于外商;中国人不得代外商打听商业行情;外国商船停泊处,派兵弹压稽查。事态的演变,与英国人的期望大相径庭,失望之余,他们决意寻找机会,再作努力。
1787年,英国政府曾派遣喀塞卡特出使中国,但他在途中病死,没能到达中国。1792年,由东印度公司资助,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以向乾隆帝补祝80寿辰为名,派遣马戛尔尼勋爵率团赴华。马戛尔尼是一位资深外交官,曾先后出任英国驻俄公使、爱尔兰事务大臣、西印度石榴岛和托贝哥岛总督、印度马德 拉斯总督和孟加拉总督。
使团的组成煞费苦心,最后挑选了包括军事、测量、绘图、航海等各方面的专家及卫士、仆役等在内的百余人。在寻找中文翻译时,碰到了难题。当时在英国找不到一个懂中文的人,到广州后再找,也不合适,因为即使少数广州本地人懂得一些英文,但他们的外文知识只能为外国商人翻译一些商业买卖的对话,况且他们讲的粤语在北京也很少有人能听懂。
几经周折,总算打听到在欧洲大陆意大利的神学院里,有几个来自中国的学生。这座神学院是由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马国贤创办的,他早年曾来华传教,并一度担任康熙帝的宫廷画师。后因清廷限制外国在华传教士的活动,返回意大利,并于1732年在那不勒斯创办了“中国学院”,旨在培养中国籍的神甫,继续在华传教。
受马戛尔尼指派的使团秘书,顶风冒险,翻越阿尔卑斯山脉,直接来到那不勒斯的中国学院。总算如愿以偿,找到了两位合适的中文翻译。他们是跟随外国传教士悄悄从中国来到意大利学神学的,已经学成正准备回国。有趣的是,他们能讲意大利语和拉丁语,却不懂英语,好在马戛尔尼和使团的不少人粗通意大利语和拉丁语,彼此能够沟通。既然再无合适的人选,使团秘书就带了这两位中国人返回英国,与使团会合。
使团的船队,引人注目。马戛尔尼及使团主要成员乘坐的“狮子”号,是当时英国海军的主力战舰,配备有64门大炮,以此来华,其用意无非是要借此炫耀英国的军力。随行的还有“印度斯坦”号和“豺狼”号,分别装载使团随员、礼品和给养。其中的礼品,有天体运行仪、望远镜、地球仪、座钟、八音匣、玻璃镶 金彩灯、羊毛挂毯和地毯、金色马鞍和马车,还有毛瑟枪、连珠枪、利剑、铜炮、 榴弹炮及装备有110门大炮的英国军舰模型。
置办这些礼品的详细账目,现仍保存在大英图书馆。查阅这些账目,可知所有礼品都是向实力雄厚的厂商定做,共花费了15610英镑。乾隆帝以“赏赐”的名义回赠的礼品也相当丰厚,共计有130多种、3000余件,包括珐琅器、玉器、瓷器、丝织品、漆器、御笔书画、 葫芦器、竹器、纸张、墨、扇子、香袋、香饼、食品等。其中食品有普洱茶、六安茶、武夷茶、茶膏、柿霜、哈密瓜干、香瓜干、藕粉、莲子等,这些回赠的礼品,作为英国皇室的收藏,有的保存至今。
使团动身前,为避免误会,英国政府特意派人在广州向两广总督正式递交文书,申明向乾隆帝补祝寿辰的来意,表示“贵国皇帝庆祝八十万寿的时候,本来准备着英国住广州的臣民推派代表前往北京奉申祝敬,但据说该代表等未能如期派出,(英王)陛下感到十分遗憾”,并说此次派出的“特使将携带英王陛下赠送贵国皇帝的一些礼物,这些物品体积过大,机器灵巧,从广州长途跋涉至北京,恐怕路上招致损伤,因此他将乘坐英王陛下特派的船只,直接航至距离皇帝所在地最近的天津港口上岸”,请求准许并提供帮助。
1792年9月26日,马戛尔尼使团从英国朴次茅斯港启航。经过9个多月的航行,于1793年6月到达中国的澳门。稍作休整,于6月20日驶离澳门前往天津。8月4日,驶抵天津。清政府事先已得到使团来华的禀告,乾隆帝对英国人谦敬有礼十分高兴,吩咐沿途官员“妥为照料,不可过于简略,致为外人所轻”。有此圣旨,这些官员自然不敢怠慢。
当使团刚在塘沽海口锚泊,当地官员就带领7艘大号驳船送来丰盛的各类食品,其中包括20头牛、 120头猪、100只鸡、100只鸭、160袋面粉、160袋大米、14箱馒头、10箱茶叶、1箱小米、10箱白米、10箱蜡烛、1000个西瓜、3000个甜瓜、22箱桃干、32箱蜜饯、22箱干果、 22箱酱瓜、22箱咸菜、40篮冬瓜、1000个南瓜、40捆新鲜蔬菜、20担豌 豆、3篓陶器。
面对如此丰盛的馈赠,马戛尔尼惊呼:“供给之周至如此,而礼貌又优渥异常,恐世界各国之优待他国使臣者,多不能与此东方帝国比也。”他们也没有想到,此后根本不用开口,大量免费供应的物资便源源不断地送来。马戛尔尼记述:“插在我们船上的旗帜,上面书写着‘英吉利贡使’字样,我没有抱怨,只是等着适当时机的来临。”
从天津到北京,“一路供给之物,如酒肴蔬果之属,无不穷极奢侈,伺候之人亦能殷勤逾恒。”途中,使团成员有一次偶然表示要买一件物品,负责接待的官员立刻就去买来奉上,并无论如何不肯收钱,说是一切费用都记在皇帝的账上了。如此慷慨殷勤,连马戛尔尼也觉察到其背后有花样,认为这些官员欺上瞒下,从中大饱了私囊。使团成员巴罗记述:
“
在北京时,一个传教士告诉过我,《京报》登过一篇文章,宣扬皇帝对英国使团是如何的慷慨大方。他下旨说,使团驻扎北京和热河期间,每天开支不得少于1500两银子。这位传教士同时断言,朝廷的高官,以及那些有幸被指派了接待外国使节的其他官员,认为这是皇帝赐给他们的最上等的美差。朝廷的拨款扣除实际开支,等于一笔不小的横财。
”
到了北京后,马戛尔尼率使团的一些主要成员,又赶往数百里外的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乾隆帝。避暑山庄,又名热河行宫,俗称离宫,是清朝康熙、乾隆、嘉庆皇帝避暑和从事政治活动的场所。其规模宏大,依地势起伏蜿蜒而建的宫墙,周长近10千米。山庄总面积5.64平方千米,约为北京颐和园的2倍、北海的8倍,稍大于圆明园(包括万春园、长春园)的面积。
山庄外面还有附属的寺庙群,共占地0.44平方千米。山庄内按照使用功能的不同,总体布局可分为宫殿区和苑景区(包括湖区、平原区、山区)两大部分。其中建有殿、阁、楼、台、轩、斋、亭、榭、寺、观、庵、庙等建筑多达100余组处。它的兴建,经历了自康熙四十一年(1702)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长达90年的岁月。
山庄外特色各异的九座寺庙,都面向山庄,并以山庄为轴心,在东面和北面整齐排列,形成一种类似百川归海、众星拱月的态势,象征边疆少数民族对清中央政府的向心力,也象征着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强盛。
9月8日,使团抵达承德,由乾隆帝指定的和珅出面接待。他给马戛尔尼的印象是,年龄约在40岁至45岁之间,“容貌端重,长于语言,谈吐隽快纯熟”。围绕着觐见时的礼仪,双方产生分歧和争执。
清代礼仪继承的是儒家文化传统,维持纲常伦理的等级关系。“天子”是至高无上的,中国为世界中央之国。其他各国,包括已经知道的远隔重洋的西方国家,均被视为“蛮夷”或“边裔之国”。自然认为行三跪九叩之礼理所当然。
据当时的记述,165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使臣在北京觐见顺治帝时,遵照“中国礼仪”行了三跪九叩之礼。与他同时在北京的俄国使团,则“连皇宫都未能进去,就必须离开北京了。有人说他不愿按照这个国家的律令,在皇帝的圣旨前下跪、叩头,所以他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
1670年,葡萄牙国王派出的使臣拜见康熙帝时,也是采用中国礼仪,并于同年7月30日“率全体随员前往礼部习礼,常常教来使磕头礼,需下跪三次,将嘴贴近地面,以帽沿触地”。
马戛尔尼则要求行单膝跪地礼。彼此争执不下,原定9月10日的觐见取消。乾隆帝甚至命令将英国人送回北京,由王大臣接见颁赏后,打发回国。
马戛尔尼见势不妙,害怕一事无成,空手而归,赶忙求见和珅,表示愿遵清朝礼仪,行跪拜礼,事情方有转机。后经磋商,双方互有让步。据清宫档案记载,9月14日,为庆贺即将到来的乾隆帝的83岁寿辰,在避暑山庄草木葱郁的万树 园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招待各方来宾。
马戛尔尼也应邀出席,并有机会与乾隆帝交谈。在马戛尔尼的笔下,当时气氛友好:
“
皇帝与吾闲谈。问:你们英吉利国国王今年几岁了?余据实告之。皇帝曰:朕今年八十三岁了,望你们国王同我一样长寿。言时,意颇自得,气概尊严若有神圣不可侵犯之状,然眉宇间仍流露其蔼然可亲之本色。余静观其人,实一老成长者,形状与吾英老年绅士相若,精神亦颇壮健,八十老翁望之犹如六十许人也。
”
9月17日,是乾隆帝83岁生日。他在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接受了王公大臣及英、缅使臣的祝贺,马戛尔尼依仪行了三跪九叩礼。可能是怕政府怪罪,他回国后对此讳莫如深,只说自己行了单膝跪地礼。以致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在清宫档案和当时的私人著述以及英国使团成员的回忆录中,都反映马戛尔尼行了三跪九叩礼。
9月26日,马戛尔尼回到北京,清政府以为祝寿已毕,英国人可以打道回府了。马戛尔尼却不这样认为,因为他此行的真正目的还没有达到。他不敢再耽搁,赶紧向清政府提出了六项要求:
一、请中国允许英国商船在舟山、宁波、天津等处登岸贸易。
二、请中国按照从前俄罗斯商人在中国通商之例,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货栈,买卖货物。
三、请于舟山附近划一未经设防之小岛给英国人使用,以便英国商船到彼停泊,存放货物,且可居住商人。
四、请于广州附近得到上述同样的权利,且任英国人自由往来,不再禁止。
五、凡英国货物,经由澳门运往广州者,请优待免税或从宽减税。
六、英国船货按照中国所定之税率交税,不额外加征,并将所定税率公布,以便遵行。
乾隆帝闻讯,对英国公然提出在中国占地通商等一系列要求大为震怒,严词回复,一概拒绝,并命令侍郎松筠等人于10月7日护送英国使团出京,沿京杭大运河南下。历时两个多月,马戛尔尼一行途经直隶、山东、江苏、浙江、江西和广东,于1794年1月10日从广州乘船回国,9月5日返抵伦敦。
英国人此行虽未如愿,但也并非一无所得。在华期间,他们仔细观察了各地驻防的清军及其武器装备,很是蔑视,暗嘲“此辈宽衣大袖之兵,既未受过军事教育,而所用军器又不过刀、枪、弓、矢之属,一旦不幸,洋兵长驱而来,此辈果能抵抗与否?”约半个世纪后,清军在鸦片战争中的表现被他不幸而言中。
途经浙江时,他们设法获得了一些优质茶树苗,后来交由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试种。数十年后,这些在印度出产的茶叶已运销英国,并逐渐在国际市场上成为中国茶叶的有力竞销者。
反观中国,并没有从这次交往中引起警觉,依然沉湎于“天朝上国”的自我陶醉中。在承德时,马戛尔尼曾遇见清军重要将领福康安,为套近乎,主动介绍自己带来的卫士能演练欧洲新式武器,如有兴趣,可让他们当场演示。未料福康安反应十分冷淡,称:“看亦可,不看亦可。”末了还补上一句:“这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么希罕。”
在参观英国礼品时,乾隆帝曾对一个有110门炮位的名为“君王”号的战舰模型有兴趣,并询问了有关战舰制造等问题,又观看了火炮的试射表演,但最后对英国武器的杀伤力表示反感,认为它与仁慈的原则不能调和。此后,这些作为礼品的英国兵器被弃置一旁。
1860年英法联军闯进圆明园,在一间马车房,“劫掠的士兵在那里无意中发现”有2门12磅英国榴弹炮和数箱弹药,“全是马戛尔尼代英王乔治三世送给咸丰帝的曾祖父乾隆的礼物,这些礼物原封不动”。
目击者感叹:
“
说也奇怪,他们拥有这些大炮,却从未做出任何努力改进他们自己的野战炮车。
”
乾隆帝对英国占地通商等要求的拒绝,固然有维护国家主权的考虑,也与他昧于世界形势,对中外之间的力量对比盲目乐观不无关系。自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和统一台湾始,清朝的统治进入鼎盛期,历经康雍乾三代,前后持续百余年,史称“康乾盛世”。其间,外无强敌入侵,内无大的战乱,经济增长,国库充盈,虽在乾隆后期渐显颓势,但乾隆帝仍视而不见,沾沾自喜。
他交马戛尔尼带给英国国王回信中的一段话,颇能反映其志满意得的虚骄心态:
“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
”
殊不知,当中国渐走下坡路时,英、法、美等国家正在迅速崛起。英国从18世纪60年代起开始进行工业革命,用机器工业逐渐代替工场手工业。在18世纪末,已经有了使用蒸汽机的新式纺织工厂。随后蒸汽机又应用到其他工业生产部门。进入19世纪后,英国的工业发展更快,开辟新的商品市场也就成 了英国资本家的强烈欲望。
紧随英国的是法国。178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为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从19世纪20年代起,以机械代替人力、畜力的工业革命在国内全面展开。
美国资产阶级是在1776年独立战争后掌握政权的。1814年,美国出现第一家机器棉纺织厂。此后,蒸汽机被广泛应用。美国的工业产量,在世界上仅次于英法,位居第三。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寻求更大的海外市场,成为欧美资产阶级的急切要求。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又处于相对封闭状态的中国,成为它们觊觎的主要目标。18世纪中叶,英国对华贸易的总值,已超过欧洲其他国家对华贸易值的总和,占63.3%。以后又持续上升,18世纪末,攀升至约90%。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每年抵达广州的英国商船常有数十艘。面对广袤的中国市场,英国人极欲打破广州一口通商的限制,一有机会就蠢蠢欲动,正可谓“树欲静而风不止”。
《晚清史》
戴鞍钢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晚清百年,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内在变革要求与外来力量相遇,中华帝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痛苦转型,艰难地踏上近代民族国家之路。作者戴鞍钢教授长期从事晚清史的教学和研究,以史家之笔将这段纷繁复杂的历史呈现在我们面前,使读者能对晚清史有一基本了解;本书吸纳了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为历史提供了丰富生动的细节。
作者简介
戴鞍钢,1955年生,上海青浦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晚清史、社会经济史的教学和研究。著有《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1843—1937)》《大变局下的民生》《发展与落差:近代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进程比较研究》等,合著《中华文明史》《中国历史人文地理》《中国政治通史》《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等,主编《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等。
来源: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观号作者:书香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