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初，艾滋病在美国爆发。约2万人已经或即将死去，成千上万人处在潜伏期。然而，当时的美国号称拥有世界上最成熟的医疗技术、最广泛的公共卫生体系，美国的媒体号称是世界上最不受约束也最富攻击性的，那么为什么艾滋病还会在美国出现并扩散，造成这个国家乃至全世界几十年的困扰？

1981年，兰迪·希尔茨成为首位全职报道艾滋病的美国记者。他通过广泛而全面的新闻调查，写成了《世纪的哭泣》一书，详细地讲述了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和aids（获得性免疫综合征）在美国从发现到扩散的故事。

《世纪的哭泣：艾滋病的故事》

[美]兰迪·希尔茨 著

傅洁莹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9-12

医学研究人员是如何寻找和追踪感染者的？

老奶奶弗朗西斯这样的普通人是如何感染艾滋病的？

社会对于艾滋病这样的传染病的反应为什么令人匪夷所思？

艾滋病与医学、社会、政治是如何相互影响的？

……

《世纪的哭泣：艾滋病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人类在面对新事物时的懦弱、绝望、自私、贪婪，同时，也呈现了人应对死亡危机之时的勇气、进取、无私、悲悯。

这样一个值得讲述、聆听的故事，在当时广受赞誉，至今仍令美国人念念不忘。它到底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呢？

本周五晚，我们请来《世纪的哭泣》译者傅洁莹，与大家交流她在翻译过程中的一些经历、经验和感想，从而更好地理解这个关于艾滋病的故事。

思南经典诵读会

第106期

世纪的哭泣

时间

2020年6月12日（周五）

20:30-22:00

地点

思南书局线上活动群

嘉宾

傅洁莹

（译者）

活动流程

20:30-21:00

嘉宾导读与分享

21:00-21:30

读者诵读、分享

21：30-22：00

读者提问、自由交流

嘉宾简介

傅洁莹，曾任大学英文系文学、文化专业教师，先后就读于浙江师范大学、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现居美国，自由译者。译有《古希腊政治、社会和文化史》《希腊共和国》《世纪的哭泣》等作品。

参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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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读篇目

一

太阳驱散了清晨的薄雾，远景如此清晰、澄澈，让人担心凝望得太久它可能会碎。泛美金字塔高耸于城市天际线之上，延伸至山丘的桥梁在初夏的阳光下闪着淡淡的金光。彩虹旗在微风中飘扬。

有7个人刚刚起床。比尔·克劳斯刚刚在华盛顿特区取得了政治胜利，这会儿他迫不及待想去市场街引领旧金山最大规模的游行。有不少事值得庆祝。

在旧金山同性恋聚集区核心地带的卡斯特罗街边公寓里，克里夫·琼斯正焦急地等着他的情人起床。克里夫反复念叨今天是游行日。即便是这个慵懒地躺在他身边的像松饼一样可爱的人，也不可能让他在这特殊的日子里迟到。克里夫爱看同性恋成百上千地聚集在一起的场景。就在一年前，他带领一大群同性恋冲击了市议会，当然，他现在的身份转换得相当体面，是加州最有权势的一个政客的助手。克里夫顽皮地告诉朋友们，他可没有出卖自己，只是给自己的传奇增加了一个新篇章。“游行队伍见！”他一边冲出门，一边对着床上昏昏欲睡的伴侣喊道，“我可不能迟到！”

几个街区外，丹·威廉在等着与大卫·奥斯特罗会合。这两位医生是为了同性恋医生在旧金山州立大学的研讨会而来的。在丹·威廉的家乡纽约，同性恋游行只能吸引到3万人左右，他试图想象数十万人的游行会是什么样子。大卫·奥斯特罗听说过有关游行的传闻，他很高兴在芝加哥没有旧金山这样规模巨大的游行；永远不会有。

在加州大街，空少盖坦·杜加斯认真检视着镜子里自己的容貌。耳朵下的疤痕只是隐约可见，脸蛋很快就会干净无瑕。他特地从多伦多赶来参加这一天的活动，此时此刻他打算不去想医生几周前告诉他的坏消息。

在教会区，22岁的基科·戈凡特斯过去五周一直待在旧金山等待同性恋自由日大游行的到来。从前他在威斯康星的一座小型院校谨慎地试探着自己的同性性取向，而在这里他可以大步前进了。也许在涌入这城市的千万人之中，基科能寻找到他的爱人。

二

通过黑板上的箭头和圆圈，塞尔玛·德里兹医生目前可以找出纽约、旧金山、南加州及加拿大的44例男同性恋免疫缺陷患者之间的联系。她像侦探一样，仅在旧金山一地就发现6对情人患病。每当她看着这块破旧的黑板，总会想起那些浴场。她从不喜欢那种地方，这倒不是出于道德顾虑；她并不在意他人如何生活，只是好奇那些一心想控制他人命运的人。而浴场就是传染疾病的生物污水池。

“当然，站在老派的教科书般的公共卫生角度来看，最好去把浴场关了。”某天，德里兹对《纪事报》的一位记者说。

“不过，有人可能会认为这牵涉到个人自由的问题。”德里兹说。她的语气逐渐减弱，这说明她压根不觉得个人自由是此处的核心问题。

在德里兹和记者以及同性恋领袖交谈的时候，这样的话说着说着就没了底气，他们也听不进去。关掉浴场的想法简直不可思议，也就被搁置了。要采取如此极端的做法，光靠几十个不明原因的病例是没有说服力的。

德里兹没有施压，那样做不专业。相反，她试图让卫生部门和医疗机构了解目前情况的严重性。看着这些图表，仿佛看着预测她职业生涯的水晶球，德里兹心想，她的未来已经清晰地摆在这里了。

这种疾病的传播方式如此明显，简直太恐怖了。例如，德里兹绘制了一个图表，有关最初两年，即1980年至1982年纽约男同性恋免疫缺陷患者的数量，然后将其与旧金山湾区的情况进行对比。旧金山的曲线和数字与曼哈顿的曲线和数字呈现出近乎完美的同步性，两者相差整整一年。她想，纽约现在有150多个病例，这表示一年后旧金山的病例也会达到150多人，接下来的病例没有几千也有几百。

塞尔玛·德里兹的住处位于旧金山太平洋沿岸的沙丘附近，夜晚，她在自己舒适的家里无法入睡，她不知道事情会怎样发展。她在整理得井井有条的床头柜上放了一台小型录音机——万一某个失眠的夜里她忽然想到什么，也许这想法能阻止那些年轻人如此悲惨地死去。

三

雷鸣般的欢呼声响彻整个剧场。人们站起来，鼓掌欢迎演员们回到舞台上鞠躬谢幕。拉里·克莱默的目光投向85岁的母亲。她一直希望克莱默写舞台剧，他现在已经这么做了。诚然，《凡俗的心灵》还不能和了不起的尼尔·西蒙的作品相提并论，但是评论家们一致认为这部作品是政治戏剧的杰作。预演尚未结束，来自纽约市各大新闻机构的评论家们就已经搜肠刮肚寻找溢美之词来描述该剧。全国广播公司说它“充满激情”；《时代》杂志称其“影响深远、充满张力、打动人心”;《纽约每日新闻》称这是“一出愤怒、坚忍、扣人心弦的政治戏剧”。一位评论家说，《心灵》一剧对于艾滋疫情的影响如同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的《炼狱》对麦卡锡时代的影响。最近有人偷听到《纽约杂志》评论家约翰·西蒙说，他期待纽约戏剧舞台上所有的同性恋者都被艾滋病杀死的那一刻，然而在记者采访时他却承认自己是哭着离开剧院的。

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联邦政府，在制定艾滋病公共政策的时候从来都不是受理性力量驱使，没有什么能像最近几周《凡俗的心灵》所表现出的影响力那样宣扬这一事实。研究人员和专家们的理性吁求屡遭失败，但拉里·克莱默通过自己的戏剧成功了，最终把这个事件推到了公民问题的最前沿。

就在首次预演前几个小时，《凡俗的心灵》剧本的影印版已在纽约各新闻机构之间传开了，市长埃德·科赫匆忙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要为当地艾滋病患者“全面扩大城市服务”。科赫把卫生专员森瑟手上的艾滋病职责移交给了副市长维克多·博特尼克，并制定了艾滋病临床医生多年前提出的协调护理和长期设施计划。在这项耗资600万美元的新计划中，包括拓展家庭护理和临终关怀，为艾滋病儿童提供日托服务，以及为10个跨学科病人护理团队提供资金——这些团队分散在拥有大量艾滋病患者的各家医院。这些举措只能满足一个拥有全国三分之一艾滋病病例的城市的很小一部分需求，但这是一个开始。

四

在疫情初期，联邦政府将艾滋病视为预算问题，地方公共卫生部门的官员则视其为政治问题；同性恋团体的领袖认为艾滋病是公共关系问题，而新闻媒体认为它是一个其他任何人都不感兴趣的同性恋问题。其结果是，几乎没有人真正去挑战艾滋病这个深重的医疗危机。

对这种制度上的冷漠发起反抗的是一小群各有其使命的英雄。在美国和欧洲的一些研究中心，孤立无援的科学家团队冒着失去声誉乃至工作的危险，成为早期艾滋病研究的拓荒者。一些医生和护士对感染者的看护远远超越了职责的要求。一部分公共卫生官员拼尽全力争取疫情得到妥善处理。少数同性恋团体的领袖力排众议，极力主张同性恋团体对这种疾病做出明智的应对，并游说议员为研究提供了第一笔关键的资金。还有许多艾滋病感染者与排斥、恐惧、孤立以及自身的致命预后抗争，以帮助公众了解病情，关心病情。

正因为这些人的努力，这个关于政治、民众以及艾滋病蔓延的故事，最终成为关于勇气与懦弱、悲悯与偏狭、奇思妙想与唯利是图、救赎与绝望的传奇。

这是一个值得讲述的故事，唯有如此，它才不会在任何地方、任何人身上重演。

来源：思南公馆

上观号作者：书香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