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ic导读
◆三十而立，浦东从农田遍布变为如今高楼林立，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 金伟良摄
口述：朱晓明
时间：2020年1月3日
采访：年士萍、严亚南
整理：严亚南
从1990年到1995年我在浦东金桥出口加工区工作了五年。这五年开发区工作经历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日子。有幸能够参与浦东的开发和建设，至今回想起来，仍然激情澎湃。
我到浦东金桥开发区工作的时候，金桥就被确定为出口加工区。我在2005年出版的《开发区规划、建设、发展和管理》这本著作中，把开发区的任务归结为规划、建设、发展和管理这四大任务，按前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用不同的颜色深度标示其发展的重要性和态势。开发前期，要非常重视规划；开发中期，要以建设为重；开发后期，要以发展和管理为主。
战略和规划：统一意志的最强语言
我到浦东的时候，金桥地区还是一片农田和老的农宅。去了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马上开垦土地、建房子，而是制定规划。
我们要制定的规划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基础设施规划，二是产业发展规划，三是社会发展规划。这三大规划都必须在城市总体规划之下展开。当时浦东三大开发区的规划编制，都是按照这个思路进行。
1990年底，我完成了《论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与规划的战略》。这份报告其实是我在开发初期对金桥进行的调查研究和初步工作思路，也是一份总经理对公司的述职报告。当时也不知道哪来一股劲，每晚都要干到十一二点，差不多用一个月时间就完成了。从这份材料看，我们当年制定的1990年到2000年的发展目标，后来基本都实现了。
1990年12月，朱晓明撰写的《论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与规划的战略》封面原稿实样。金桥开发区供图
《上海市金桥出口加工区规划》图册封面 金桥开发区供图
1993年，我们把金桥出口加工区的开发图册做成一本小册子，涵盖了21种规划图，可以说各种专业规划一应俱全。在此后的招商引资中，我们给每一位前来咨询的中外客商送上这本《上海市金桥出口加工区规划图册》。好多企业的领导看了以后就说：“有了这份图册，就证明你们能够一张图纸干到底，直到最后成功。”很多企业也是因为这本图册看到了金桥的未来，决定在这里落地生根。
1993年1月，居民在看金桥出口加工区的规划模型。新华社 资料图
我是机电工程师出身，以前曾经做过很多机器和电气自动化方面的产品设计，有画图纸基础。在编制金桥出口加工区规划的时候，当时的市政设计院是在金桥现场办公的，有五六个人帮助我们公司画图纸。我只要有时间，就坐在他们旁边看，见缝插针地去学习。我经常去请教市规划局的夏丽卿局长和市政设计院的专家，令我受益匪浅。学习过程中，我萌发了要对土地和产业之间进行向量配置的想法，就是今天的共享经济理念。在制定基础设施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的时候，我们根据金桥人口发展模型研究制定了金桥开发区的社会发展规划。因为我觉得，如果开发区只有前两个规划而没有社会发展规划，就不会有良性发展的生态圈。此后，我们根据社会发展规划建设了金桥碧云社区，成功地证明了金桥开发区可以在战略发展上做到产城融合，但在物理空间上实现产城分开，可以成为一个既能让大家乐业又能够安居的有机体。1992年，金桥开发公司制作了首期开发的10平方公里的模型，我们又在实物模型上方架起了两套轨道，并在其中一根轨道上装置了一个可以垂直升降的小型摄像机，摄像机的信号被连接到一个大屏幕电视机上，这好比是一架无人机在空中俯视开发区。我向来宾介绍时，就可以方便地调节摄像机的 x、y、z 三维度的参数，并在屏幕上获得相应的视频图像，使来宾能够身临其境般地感受现场。当年，参观过这个模型的中外贵宾无不为之赞叹。基础设施：必须坚持世界一流水准浦东面向世界的国际化水准的方向，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首先，金桥开发区里的工业区道路都是按照24米宽的路幅标准建造，这是针对出口加工区车辆运输的需要特意设计的。因为集装箱卡车的转弯半径需要13米以上，如果道路小于或者等于16米，就意味着集装箱卡车转弯时其他车辆都不得不暂时停下来。现在，全国开发区的道路差不多都是按这个标准来建设的，我们金桥在25年前就做到了。其次，我们主动提出建设金桥立交桥，解决了事关全局发展的瓶颈问题。1992 至1995年，浦东进入大规模基础设施和形态开发阶段，以“两桥一路带三区”（两桥：南浦大桥、杨浦大桥；一路：杨高路；三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外高桥保税区）为中心，展开第一轮基础设施建设。杨高路就是连接黄浦江上两座大桥，贯穿三个开发区的主干道。金桥开发区布局在杨高路一侧，经过开发区的杨高路长达6公里，在这6公里区域范围中，来自市区的车辆，无论是货车还是客车都只能右转弯进入金桥开发区，开发区内的企业和居民不能横穿杨高路。当时的金桥就是一座孤岛，进区企业和居民的出行非常不便。另一方面，从金桥开发区向北就有一个外高桥保税区（当时对外叫自由贸易区）。如果车流在金桥地区受阻，那通往保税区的道路就不可能畅通。为顾全大局，我们决定自筹资金，在生活区和工业区交界处的金桥路和杨高路十字路口建设一座立交桥。我们通过建立模型对道路交流流量进行了精密测算，对金桥地区未来30年的道路交通流量作了前瞻性预测。此后的发展证明，当时所作的交通流量预测还是比较准确的。金桥立交桥于1994年底竣工通车，刚建成的头两年，马路上基本看不到车子，也有人质疑我们搞面子工程。但是到1997年以后，通车量就大了。现在回想，当时作出这个决策完全正确。如果没有建设这座立交桥，地区交通会乱得一塌糊涂，选址路口的四周都会建起高层建筑，后面再想进一步动拆迁改造，建设成本就会非常昂贵。第三，金桥开发区的基础设施在“七通一平”（即给水系统、雨水排水系统、污水排水系统、通信系统、供电系统、燃气系统、集中供热系统以及道路平整）的基础上增加了vsat通信与集中供热，超前实现了“九通一平”。上世纪90年代初期，国内的通讯主要是靠固定电话，但是电话拿起来常常听不到拨号音，电话很难打通，因为当年使用的不是程控交换机技术。开发区内部的企业打不通电话，就会耽误进出口销售。所以我们就引进了上海科投公司下面能够提供卫星通信的vsat公司，以确保在极端通讯条件下，园区内企业能使用甚小口径天线的卫星通讯技术与世界各地保持联系。1992年，我们只花了100天时间就把这个项目干成了。这个项目其实代表一个国家的通讯水平。另外，在金桥开发区，我们提供集中供热。因为“一个烟囱”，整个工业开发区里因办厂而产生的烟尘基本没有了，这一举措超前实现了金桥开发区的环保目标。
金桥开发区虽然是普通的工业区，可是我们在创新方面，绝对不输给国外的开发区，我们有决心做别人觉得困难的事情。在基础设施刚展露地面时，中外客商纷至沓来，其中有许多世界500强企业，金桥开发公司进行中外合资正当其时：一是外资进入可以补充资金不足；二是中外合资后，公司可以享受“二免三减”的优惠政策；三是能够提高国际化视野。此后，金桥a股与b股上市获得成功，公司获得了更多开发资金。匡算下来，浦东几个开发区1平方公里开发成本达到7-8亿元。当时，浦东新区向金桥公司下达任务书，要求金桥每年完成2平方公里的开发。这个压力很大。金桥开发公司与王新奎、王战等专家反复研究后认为，浦东新区应当探索“滚动开发”的模式，即以前一期的一部分税收返还到后一期的土地开发中去，推进开发区的持续开发和建设。金桥开发区实行的“滚动开发”，是浦东开发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创新。金桥开发公司成立后5年内的累计税、利达到了24亿元。招商引资：构建系统的产业生态链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开发区，金桥应该是以国际贸易为特点的出口加工区。在进行最初产业规划时，我们就开始研究如何保持进出口平衡，感觉比较可行的方法是在出口赚外汇的同时打基础，对新技术通过仿制、学习、翻版等，最后形成自己独创性的技术（现在叫自主研发），即实行“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并举”的策略。而高档进口替代型产业的发展将有利于推动技术进步，为未来金桥走向高技术发展埋下伏笔。制造业、实体经济是浦东新区的立区之本、也是上海这座中国工业重镇的立市之本。在引进产业的过程中，我们主要考虑三方面问题：一是否有利于产业生态的形成，二是否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三是否有利于产业的升级、转型。在构建产业生态方面，我们当时引进了一家国际有名的气体公司叫boc公司，因为研制芯片需要气体，一些饮料食品的制作也需要气体。有了这家气体公司，就为我们日后引进芯片制造和食品生产企业打下了基础。又比如，我们吸收了一些饮料制罐企业，后来可口可乐等大公司就进来了。再比如对生物医疗产业来说，生产试剂、中间体等企业就很重要。这种产业生态，在20多年前，大家不一定明白。我们对进区产业的筛选比较严格。1990年至2000年，金桥引进的项目多是国内外500强、高科技企业，产业门类包括芯片、电子、汽车、家电等产业，几乎都是无污染、产出高的项目。作为开发公司的总经理，该下决心的时候，绝对不能手软。
贝尔公司落户金桥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一开始，贝尔公司不愿意搬过来，公司的工会主席代表职工和我们说：“搬到一个前不挨村、后不挨店的地方，职工怎么能安心工作呢？”后来，上海市原副市级老领导顾训方和市经委原总工程师翁征洋给予我们很大帮助，他们和我一起到贝尔公司浦西总部，与公司管理层开了一次面对面的会议，终于使他们同意搬迁到浦东金桥。金桥开发公司专门划出一块地，在杨高路另一侧建造了房子，解决了贝尔公司职工的住房问题。在交通方面，金桥公司给了浦东公交公司200万费用，请他们帮忙开设了三条公交线：一条是新客站到金桥的573路，另有两条线分别是777路和778路。贝尔公司搬迁至金桥后，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程控交换机生产基地，成为中国通信产业的支柱企业，有力地支撑了中国通信业的发展，同时带动了更多高新技术企业进驻浦东。后来，我们又给了贝尔公司一块12万平方米的地，给他们设立研发机构，还帮助上汽通用建立了泛亚汽车研究中心（pan asia）。这些研发基地的建立，意味着金桥在发展高科技产业上成功地跨出了一步。有了这些研发中心，很多与通讯、汽车产业相关的企业都愿意过来。现在，在金桥office park里面有很多研发中心，赛默飞世尔（thermo fisher）、柯达等研究中心都在那里。这些研究中心设立后，有助于带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在我们最早制定的战略里面，就对高科技技术进行了展望，所以我们会在别人疯狂卖地的时候留有余地，为日后引进这些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研究与开发）机构预留了发展空间。除了引进r&d机构，金桥还非常重视与高校、科研机构等的合作。在推进研发方面，交通大学翁史烈校长，复旦大学谢希德、杨福家等校长都给予金桥很大支持，推进全国高等院校来金桥。像中欧国际商学院项目，就是在谢丽娟副市长，市教委王生洪主任及翁史烈校长的支持下组建成的。就影响力来说，中欧国际商学院的影响系数绝不亚于引进一个世界500强企业，甚至在某些方面影响更大。
1991年8月8日，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上海浦东开发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公司签署预约场地协议书，三所大学将在金桥开发区内联合建立科技开发基地。新华社 资料图
弹指一挥间，三十年过去了。长江后浪推前浪，我坚信未来的金桥会继续在以人为本、创新为魂的精神引领下，发展得更快更好。本文来源：澎湃新闻
吴念祖：当年动迁、当年施工、当年绿化、当年通车，那一年“金丝穿明珠”的故事
1992年建设中的杨高路↑
今朝杨高路↑口述前记：
吴念祖，1948年8月生。历任上海市市政工程管理局局长助理、副局长、局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副书记等职。1992年担任杨高路工程常务副总指挥，为浦东的基础设施建设作出了贡献。
吴念祖口述：吴念祖采访：黄金平 赵 菲整理：赵 菲时间：2019年12月2日杨高路工程于1992年元旦启动，并于当年完成通车，虽然时光已很久远，但我时常能想起那些动人心魄的场面，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是所有参与到这个工程的人都无法忘却的记忆。浦东开发催生“头号工程”
杨高路工程的呼之欲出，是基于浦东开发开放的时代需求。根据中央对上海的定位，当时的上海正处于改革开放初的恢复期，整个城市的发展非常困难，被“过江难、行路难、住房难”等严重的基础设施问题所困扰。1990年4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到上海来宣布，中央决定浦东开发开放。一时间，外高桥、金桥、陆家嘴等开发区都要上马，但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基础设施不行，这对浦东开发开放来说是严重制约的因素。浦东当时只有两条像样的路，一条是浦东大道，一条是浦东南路，两条路沿黄浦江而建，道路设施简陋，周边只有零星的居住区，其他都是农田。在浦东开发开放起飞发展中，显得太狭窄和窘迫了。
1990年代初拓宽前的杨高路1991年12月8日，已经胜利在望的太浦河工程工地上，正在参加劳动的市委书记吴邦国和市长黄菊在休息间歇时，与市建委主任吴祥明谈及要按照太浦河工程的建造方式，动员全市力量再建造一条道路的设想。黄菊市长当即提出，浦东开发开放以后，基础设施跟不上，能否在浦东集中精力把杨高路建设起来，满足外高桥、金桥等几个开发区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当晚吴祥明打电话找到我，转述了白天市领导们的谈话，并告知我做好去管这个工程的准备，还希望市政工程管理局能在最短时间内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来。第二天，市政工程管理局王永良局长找到我，表示这是一个非常光荣而且艰巨的任务，市委、市政府领导专门研究一条路的事情，并把一项工程列为上海市一号工程，在市政工程历史上是没有的，所以一定要团结协作把这个工程做好。市政局要出人出力出装备，全力支持，虽然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像样的机械装备，也只有人员可以做到随时调配。而市政局的领导也希望通过杨高路工程的建设，可以带出一支善作善成的工程建设队伍来。随后，市政局紧锣密鼓地召开会议，对杨高路的具体情况专题研究，并迅速拿出杨高路拓宽改建工程的具体方案。12月20日，工程方案得到黄菊市长认可。他指出，杨高路工程一定要在1992年年内开工、年内竣工通车，提出了四个“当年”——“当年动迁、当年施工、当年绿化、当年通车”。不久，在1992年市政府计划工作会议上，杨高路工程被确定为上海市当年的1号工程。杨高路工程量之巨大、时间之紧迫都是上海市政工程建设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工程南起杨思路上南镇，北至外高桥江海路，全长24.5公里。当时最早定的方案是34米、4个快车道、2个慢车道，加上中央绿化带和人行道。同时还包括要新建12座桥，那么相应的各类供应管线全部要铺设下去以适应未来浦东开发开放的需要，如通讯、电力、煤气、自来水、雨水管道、污水管道等等，此外还有80多道过路的涵管，工程量非常浩大繁杂，加上要实现当年通车，其中的困难可想而知。
全市总动员勇担历史重荷
浦东开发开放已箭在弦上，所以杨高路工程显得尤为重要。所有人都意识到时间紧、任务重，且关系到浦东开发开发乃至上海发展的大局，所以时不我待。市政局从各处调配相当一部分人员，作为指挥部的班底，于1992年1月17日正式进入杨高路工程现场。这条郊区公路位于浦东腹地，整条路弯弯曲曲，没有一处是笔直的，路面的宽度大概也只有4米到6米左右，且相当部分还是由细煤屑作面层，属于等级非常低的4级公路。看完现场之后，指挥部的同事们都深感这个任务确实很艰巨，但势在必行，无论如何也要迎难而上。1992年1月，全部项目组进驻现场，工程指挥部就建在工地上，其实就是一个简陋的两层小楼，大概有6个到7个房间，透过窗户就能看见工地，等于就是把指挥部放在现场。指挥部有部分非常有经验的老工程师，而大部分是年轻的大学生，朝气蓬勃。那个时候条件很差，指挥部特地买了10辆自行车，到工地上去都是骑自行车去，工程其他项目部门都是在临时搭建的工棚内工作。1月底，在浦东的张桥影剧院召开动员大会。倪天增副市长做动员，市政府副秘书长兼浦东开发办主任夏克强任总指挥，我当时是市政工程管理局局长助理，任常务副总指挥。那时成立7个分指挥部，包括川沙县动迁分指挥部，包括电力、自来水、煤气、通信、动拆迁、工程建设等。7个分指挥部全部在现场，实行统一指挥、统一领导的机制，每周就在指挥部工程现场开工程例会，把施工一周的情况做总结，存在什么问题当场解决，工作效率非常高，大家一心一意想把这个工程按市领导要求做好。那个时候，全市上下齐动员来保障杨高路工程。电话局两天内帮指挥部装好10门电话，电力部门派出一个现场小组常驻工地，随时提供电力抢修，那时候就是急事急办、特事特办。此外，全市各单位还组织人员到工程现场进行义务劳动。当地的部门也非常支持。这个项目要征地2000多亩，动迁650多户人家，其中一部分是农民动迁，一部分是居民动迁，还有将近150家单位要动迁，限定在很短的时间内搬掉，给工程让地。川沙县成立了一个分指挥部，县长挂帅进行动迁。不仅如此，当地农村生产队、农民也都非常支持这个项目。克服各种困难，为全线工程当年完成创造条件。1992年3月，黄菊市长在北京开人代会期间，打电话给杨高路工程总指挥夏克强，说现在看来浦东开发开放的进度要加快，而且必须要从战略性考虑浦东开发开放，从今后的规模和中央对上海要求来看，杨高路最初设定的34米宽度是不够的，要做成50米、6个快车道、3个慢车道。但是，“当年动迁、当年施工、当年绿化、当年通车”不能变，今年一定要完成。当时杨高路工程已经开工了，桥梁也开始打桩了，管道也都准备做了，我们接到任务后马上对整个工程进行调整。而此时离项目完成的最后时间只剩下9个月，但我们深知浦东开发开放的重要性，无论如何、排除万难也要把这个项目做成功。市领导对项目倾注了很多心血和关怀。1992年大年初一上午天寒地冻，时任市委书记吴邦国到工地上慰问建筑工人。工地上正在挖沟道，原本结冰的路面被太阳晒得化开，泥泞不堪。当天上午还要参加新春团拜会的吴邦国，坚持要走过一段农田，去施工现场慰问坚持在一线的工人，他的皮鞋踩得一塌糊涂。之后，他就在施工现场旁边的指挥部，站在垫子上，一边擦鞋子一边跟我们聊天，真的是一种很温暖，很亲切的感觉。时任市长黄菊开完“两会”从北京回来以后，3月初就到项目施工现场来。那天下了很大的雨，我们还在施工，他撑了把伞坚持要走到施工现场。但是那时候一些桥梁尚未建成，施工工地也是一段一段的，没有连接上。他看完一个工地后要再绕路到前面另一个工地，他一路从龙阳路看到外高桥，就这样冒着雨在施工现场待了整整半天。他一路都在向施工现场的工作者致以亲切的慰问，并嘱托大家要千方百计把这个工程做好。他来了几次，都是大雨，但却坚持撑着伞看下水道施工，与一线工人握手；酷夏之时，他又是顶着烈日到工地上慰问一线建设者。领导的关怀和激励，对当时杨高路工程的建设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
没有硝烟的技术强攻战场
当时，杨高路工程现场汇聚了11支施工队、4支桥梁队、近3000名建设者，配备了21台挖掘机、18台压缩机、14台推土机、16台打桩机，展开集中优势兵力攻坚克难的阵势。除了前面提及时间紧、任务重外，还遇到很多需要依靠技术提升来克服的难题。浦东地区土质情况比较复杂，它由泥沙冲击而成，由于靠海比较近，本身土质就比较松软，加上又全都被挖开后铺上管道，土质就变得更加松软。同时地下水位又比较高，土质的含水量很大。这种软土地基处理起来难度非常大，加上杨高路工程本身工期紧、规模大，所以一定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和技术措施。杨高路工程沟槽挖好、管道排完以后要回填土。管道的深度基本上在1米到2米左右，回填土直接影响工程质量。土路基施工、桥梁施工中有一个术语叫“工后沉降”。土壤在物理上由水、空气和颗粒组成。既要达到压实度，又要使它不沉降，关键就在于把水排干，把空气挤掉。如果剩下全是颗粒的话，压紧就不会沉降。那么，如何控制“工后沉降”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事情。比如浦东机场做跑道，跑道面积很大，而且对沉降均匀度是以毫米来计算的，要求非常高，如果不采取自然沉降的话，工程代价非常大。我们最终采取的办法是，提前4年到5年做堆载预案，就是在跑道位置上堆起来很高的土，用压力让它自然沉降。沉降了几年，达到压实度的要求以后，再把上面堆起来的土全部卸掉。但杨高路工程工期这么短，没有时间留给我们等待它自然沉降，为此就必须采取科学的工程措施。比如沟槽、下水道挖下去1米多深，管道排好以后，在这个管道的中心线以下的部分用黄沙，或者石灰和土拌好以后填实，生石灰可以把周边的水分吸干，这个土就会压缩。然后分层夯实，当年是全靠人工夯的，4个人拎起来木夯一下一下压实。再比如大面积地对土的处理，用粉煤灰、干石灰和土进行搅拌后再铺在里面，把水分吸掉，再分层、再压实。压好后还要进行取样，打一个钻孔，把里面的土样取出来，看压缩度达到了多少，如果达不到标准，就要继续做。我们还利用了很多工业废料，比如钢渣粉，运到现场做钢渣桩。还用造价比较低的石灰，降低成本的同时，保证了工程质量。沟槽施工的时候，雨水比较多，大家都是看着天气干着急，雨一停就急着去继续挖就是强攻。因为担子太重了，这个工程是浦东开发开放的特别迫切的需要。杨高路到最后全是水泥路，投资全部控制住了，工程质量确保了，绿化也种起来了，工程也如期完成了。1992年的12月8日通车那天，市领导都来了。那天开始天很阴沉，我们很担心会下雨，等领导剪彩一刀剪下去，车子开动了，等人员都散去了，就下起了瓢泼大雨。黄菊市长提出的四个“当年”，全部实现了。通车后的杨高路，大大提升了连接几个开发区的能力，原来需要一个小时的车程，缩短至仅20分钟。当时有个形象的说法，叫“金丝穿明珠”。杨高路就是“金丝”，穿起来的“明珠”就是几个开发区——外高桥、张江、金桥、陆家嘴、六里，一共5颗明珠。顾名思义，杨高路就是连接浦东四个国家级开发区的交通大动脉，对浦东开发开放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除了“金丝穿明珠”之外，杨高路的作用还有把南浦大桥和杨浦大桥连接起来。南浦大桥通车以后，在杨高路设计之初也规划了两座立交桥，一座是南浦大桥下来的龙阳立交，一座是杨浦大桥下来的罗山立交，立交桥的位置都事先预留了出来。在杨高路工程的建设后期，罗山立交和龙阳立交已经开始开工了。1992年杨高路通车以后，1993年市政府就把罗山立交和龙阳立交列为当年的重点工程，并要求罗山立交跟杨浦大桥于当年同步通车。罗山立交是当时上海最大的全互通式立交桥，也是第一座立交桥，龙阳是第二座大规模的全互通式立交桥。1993年罗山立交和龙阳立交就实现了全部贯通。同时，杨高路也是中国第一大保税区外高桥港区的主要疏港公路。
首创的监理机制和平台管理沿用至今
杨高路工程的重大意义，不仅仅在于技术上保障了工程的质量和工期，还在于建设管理模式的变革，从制度上全方位地保障工程质量。杨高路工程是上海市市政工程中首次推行质量监理制，这本身就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那个时候上海没有监理公司，我们就到同济大学、上海城建学院请专业的老师。老师带着学生，再加上市政局、研究所的老工程师，工程现场组成了一个质量监理队伍，严格按照工程质量的技术标准进行监理。也就是说，每项工程都必须达到指挥部制定的标准，工程监理才会签字，否则就拿不到工程建设费用。此外，工程指挥部也有个质量部门，跟质量监理联合起来，形成了工程质量管理的全效网络。监理制在日后的市政工作中得到大力的推广。科学的方法和严格的监理，让我们在保证工期的同时，相当高水平地保证了工程质量。对于我们来说，是第一次碰到这么大的综合性工程，涉及到这么多单位。如何有效实现跨部门的协作，那么就采取了平台管理的思路和做法，后来一直沿用这个办法。虽然市政工程建设后面的情况越来越复杂、要求越来越高、难度越来越大，但在杨高路工程建设中形成了适合上海市政工程的质量监督管理的雏形，并在上海市政工程建设中一直在沿用，不断地提升和完善。
老浦东喜看浦东第一路
比明珠更闪亮的是青春崛起
杨高路工程从建设之初就被赋予“青年工程”的称号，一大批青年人在工程项目中激情迸发、跃跃欲试，并最终崭露头角，独当一面，也正如市政局领导之前的设想一样，杨高路工程的建设锻炼出一支善作善成的年轻队伍杨高路工程确实是大课堂、大熔炉，在杨高路工程指挥部和各工程施工单位，有一大批非常有经验的老工程师，在他们的带领下，一大批年轻人在工程建设中茁壮成长。在誓师动员大会上，11位青年突击队队长从倪天增副市长手中接过印有江泽民总书记题写的“青年突击队”队旗，随后在杨高路工地的各个角落，开展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充分发挥青年的突击作用。时任团市委书记韩正还到市政一公司工棚为青年突击队授旗。突击队员没有节假日，连大年夜、大年初一都活跃在施工第一线。动工没多久就遭遇连绵不绝的雨天，大家深知这个工程没有任何时间可以耽误得起，所以突击队员常常在一场雨和另一场雨的短短间隙里加班突击，测量、挖土，整理沟槽，装卸道渣、铺设沟管……不断有人滑到雨后的泥泞里，又不断爬起来，一节节管道在冷峭的夜色中递进、延伸。这是体力的拼搏，更是意志的考验。像这样的突击队员，在杨高路工程里，可以找出很多很多。在杨高路施工现场上，还有5位女大学生，她们不仅闯入了这块男子汉的领地，而且工作干得很出色，被工地誉为盛开在杨高路上的“五朵金花”，她们是田赛男、江虹、蒋丽华、林海榕、张慧琴。田赛男当时28岁，任指挥助理，负责施工大纲的审定、设计方案的变更交底、前期工程的协调落实与工程监理队伍等，处理得井井有条，对杨高路工程建设功不可没。她曾经说：“对于将来，我们确实没办法把握，可是我们却可以牢牢把握住今天，现在的我们根本没有权利去浪费时间。”她们用才华和努力，在单调枯燥的施工工地上树起了一座青春的靓丽丰碑。杨高路工程的质量监理部门是由市政工程管理处、同济大学和城建学院毕业的30多位年青专业人员组成的，他们是吴青峰、吴文海、王乃平、曾明、吕仁杰、龚伟……个个都是初出茅庐的天之骄子，但却甘当一颗颗平凡的铺路石。他们每个人对工程极度负责，用“火眼金睛”监测每道施工环节。他们还一次又一次地下工地协助社会监理进行质量把关。20多公里的杨高路，他们来来回回走了多少次，没人数得清楚。当年在杨高路工程的建设中，所有人都齐心协力，一心就想着把这个工程做好，要为浦东开发开放尽一份力，要为上海争光，甚至连大年夜都在工地上。我们当时就抱着一个信念，就是做任何一件事情，最要紧的就是认真，不是喊口号，把科学态度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上，只有这样才能把事情做好。因为这种工程，国家这么大投资，同时要对公众安全负责，来不得丝毫疏忽。搞工程的人时刻被要求要严谨，不能出差错，丁是丁，卯是卯。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条件很艰苦，任务很繁重，但却没有人觉得苦，相反我们经常说自己很幸运。上海真正的市政重大工程，都是改革开放以后1990年代开始的，我们从学校出来就有这么好的机会，遇到这么好的大工程，用学来的知识为国家做贡献，我们发自肺腑地深感幸运。后来，无论是在建设南北高架、浦东机场t2航站楼、虹桥机场t2航站楼，还是在建设虹桥综合交通枢纽时担任工程指挥，我感到这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机遇和幸运，让我们能够为这座城市多做点事情，让我们的一生没有碌碌无为。
本文来源：浦东发布
微信编辑： 王子清
上观号作者：中国金融信息中心